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７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８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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