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说：当贫穷的现象存在着，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如果你居住在这十城市中，另外的街道存在着贫民窟，你随时看到辍学的儿童、穷人的儿女由于辍学可能变成贼或者妓女，在贫民窟里，有瘟疫和流行病……当富人的生活用栅栏都不能把这世隔离开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不仁，他一定会感到自己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人文的底线是生命 
　　 
　　虽然我写过小垃圾女、看自行车棚的女人……都是写我家所住的社区。我出门的时候，多半是乘飞机的。 
　　但是，这次我上了这趟民工列车，定睛一看，满眼都是和我在机场所见的完全不同的人。 
　　突然，我意识到有一个目光在注视着我。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一个小伙子在冲着我笑。当然我也报以微笑。 
　　小伙子说列车刚路过他家乡，他要到另一个省份去做矿工。他爸爸前年死于矿难，那时一个人死了只有一万多元赔偿：他家里还有一个爷爷，老得已经不能干活了，还有一个妹妹有精神病。现在他要去做矿工，他不敢下车回家，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人说。 
　　然后，他开始问我，听说现在死一个人有20万元了？我说好像听说过，但是否有条文有法律我不清楚。这个时候，刚才还在旁边打扑克的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扑克，凑了过来，以为我知道内情。“是不是各个省不一样?”他们那么在乎，一条命是不是20万元；他们那么在乎，省和省之间的价格是不是一样的。 
　　 
　　伊索：人文主义的第一次体现 
　　 
　　文化史不是文明史。文化史至少在西方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的时候开始，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比方说祭祀活动。 
　　到下一个1000年的时候，才有一点人文化的痕迹，表现在传说中的、人类处于童年想像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的这样一些人物的传说。 
　　公元前500年，出了一个奴隶——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来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就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要自由!”而他的主人没有回答他，那个时候主人不想给他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自由。 
　　他经常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当主人请来客人的时候为客人们讲一个故事，伊索必须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讲这个故事。伊索知道，如果他做不好这件事，他决然地没有自由，而做好的话，可能获得自由。因此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46岁了，他的主人也快离开人世了，是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14世纪，人成了舞台的主角 
　　 
　　14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卜伽丘。他的《十日谈》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偷情窃爱的小故事。但如果我们把这本书放在14世纪的文化坐标上，我们就会知道，宗教尽管有着早期的人文的内涵，但又不可避免地被王权利用，被王权所利用的宗教会变质，变质了的宗教就会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我们看到它从最初的人文愿望走到了反人性。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十日谈》，它挑战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意义。再往后，出现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多数都是帝王和贵族，如果那里有普通人的话，也是仆人。而我们在研究西方古典文学时，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气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演的都是神，或者是神赐的儿女们的故事。而到这里，毕竟人本身开始站在舞台上了。 
　　 
　　人文的土壤——文学 
　　 
　　屠格涅夫出生于贵族家庭，他的祖母是女地主，有庄园。庄园里有个高大的又聋又哑又丑的看门人，由于他又聋又哑又丑，其他仆人也不与他交往。他有了  条小狗，叫木木。当女地主出现在庄园的时候，木木第一次看到她，冲看女地主吠了两声，并且咬破了女地主的裙边。 
　　屠格涅夫的祖母生气了，命令把小狗处死。这是主人的命令，又聋又哑又丑的高大的仆人没有办法。但可以想象，这个人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和其他一切活物的感情只是和一只叫木木的小狗之间的感情。但他并没有觉悟到要反抗、要争取。他最后只能含着眼泪在小狗脖子上拴块石头。他抚摩着小狗，抱着小狗把它放到河里。这其中有个细节，当他抚摸着小狗，把石头拴在它脖子上的时候，木木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依然用信赖的眼光温柔地看着他。 
　　这才有了契诃夫笔下这样的文字：好人面对狗的目光的时候都会害羞。只有狗对人的目光是那样的信赖，而人和人之、司，有时却不能达到这样的信赖。因此，文学是人文的土壤。 
　　 
　　中国文化需要补课 
　　 
　　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要补上经济这一课，补上科技这一课，补上法律意识这一课，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在五四时期，我们进行人文主义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人文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我国在进行初期的人文启蒙的时候，西方的文化正处在现代主义的思潮时期，西方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的最高值。而我们从来都没有完成过。当我们陷入灾难的时候，西方已经思考后人文了，如环保、社会福利保障等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去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滴，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着我们的车。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我们的车窗。我们的车想要超却无奈路很窄。我问司机，  “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 
　　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下来一位先生，对我们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我们先过。我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边，这不公平!’他还说，‘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好几天。我突然觉得，修养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能培养到什么程度。 
　　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博士古思亭。有次她在小饭店吃面条，中国同学去了后，她说我们一起吃吧，就要了两碗面。中国学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乱，提议换个地方。古思亭说：  “我已经要了面了，但还没交钱。” 
　　中国博士就说没关系，走吧。古思亭说，“我得把钱交了再走。” 
　　人文在哪里？在高层面，它关平整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里，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 

赵国迅摘自《课堂内外（高中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