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人骆宾王，年轻时恃才傲物，意气很盛，绝不干低三下四、吹吹拍拍的勾当。他在滑州刺史李元庆府中当属员，一天，李元庆忽发奇想，令其写文章为自己树碑立传，骆宾王则以“说己之长，言己之善”为耻，没有答应。然而，“十年不调”，使他陡然回转，开始媚俗从众。不管遇到哪一级官员，他都主动上书，自我吹捧，还说什么“伏乞恩波”的谦卑言辞。然而，这前倨后恭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未获得当权者的垂青，反得了一个“浮躁浅露”的名声。
陡转直下，由清高入俗流，可算骆宾王的人生败笔。俗，本义指风俗习惯，变义是平凡，普通，一般的意思。说话通俗易懂，做人入乡随俗，不作高深，不端架子，倒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芸芸众生，多属凡夫俗子；但加上别的字或词，俗就不那么美妙了。恶臭气息叫俗气，看人浅薄势力叫俗眼，庸俗粗野叫俗野，平庸鄙劣叫俗劣，说话言不及义称俗套子，行事令人生厌是俗不可耐……看来，不做俗人，绝非一件容易事。
身不由己，有的是无可奈何地陷入俗流，有的是怡然自得地委身俗流，殊途而同归。世俗最大的特点就是围着你、诱着你、缠着你，在你“进退维谷，欲罢不忍”、踟蹰徘徊的当口乘虚而入，在你“剪不断，理还乱”、烦躁不宁的时刻引你上钩，在你功成名就“飘飘然、昏昏然”的自得中悄然偷袭。科学巨匠牛顿，前半生成就卓著，但随着科学声誉的提高，政治地位的提升，成了贵族当了官，生活富丽堂皇，为人刚愎自用，便“俗”起来。疏远科学，纠缠于争名争利，虽瑕不掩瑜，却也是人生的悲哀。
如今，有的大学生入世先入俗，急补“市侩哲学”。一些女大学生则另辟蹊径，精心找“对象”，做“急嫁族”。有的专家一技之长未能精进，却当起了“百事通”……这些行为可能一时得快慰，一时得显赫，但最可能的是失去自我，失去人生的尊严、锐气和纯真。没了人生的本色和风采，不过世俗的俘虏。自然，身不由己是心不由己，鬼使神差是人心作怪。明人张瀚《松窗梦语》中那个穿新鞋的轿夫，开始“择地而行”，后来一不小心，踏进了泥水中，之后便“不复顾惜”了。这个不复顾惜，实源自心中的不以为然，或心灰意懒，或玩世不恭。心气一失，便如水中浮萍，随风荡漾。
林语堂说：“愚可耐，俗不可耐。痛可忍，痒不可忍。”钱钟书一向厌恶“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之流。倘若世俗张牙舞爪，令人可怕，唯恐避之而不及，是不容易染上的。世俗的面孔偏偏温柔，情义深长，令人盛情难却；世俗常常穿着漂亮的外衣，圆滑冠着成熟，巴结体现尊重，上蹿下跳是谓关系广，八面玲珑表明能力强……邓小平有言：“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事忌脱空，人怕落套。”但世无“桃花源”，不可能“懒见俗人，权辞托病；怕逢尘事，诡迹逃禅。”世俗逃避不得，就要熬，就要脱。池莉有一篇散文叫“熬至滴水成珠”，她说：“这个‘熬’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制作汤药的那个‘熬’：煎熬。于是，可以说，意象是煎熬出来的，苏醒是煎熬出来的，人生的春是煎熬出来的。”王蒙也说：“我从幼小就积极入世，并从社会生活中得到许多灵感。”人生受得世俗煎熬，熬至成珠，熬出人生之春，这就需像丰子恺先生说的那样：“以入世的精神做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入世”就是积极投身到改造环境的活动中去，“提得起”、“抓得住”；“出世”是指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事业，重在追求理想和志趣，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放得下”、“脱得开”。入则亲历世事，感悟人情，洞明事理，保持冷静；出则脱离尘嚣，寻一方心灵的净土，有自己清新的坚持。
二月河平时最喜欢两个座右铭，一个是刻在南阳卧龙岗一通石碑上的10个大字：“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他常说：“君子守中不务外，我内心里确实不想做什么官，我只想老老实实做个写书的人。”他还有一个座右铭，叫作“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来夹着尾巴做人。”他把自信和谦虚很自然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入世的粗犷豪放，也有脱俗的严谨细致。他恪守“三条守则”：一是守时，二是守信，三是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全力以赴，获得成功。不为世俗征服，灵魂不萎靡，心灵不憔悴，不似卵石被世俗磨去棱角，而如利剑被世俗磨出锋芒。如此脱俗，方为强者。

(2007-01-12谭文涛摘自《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