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天，林非从美国开会回来，在会上邂逅了华裔女作家陈若曦，她托林非给沈从文先生带来一盒巧克力。就这样，我才有机会到沈先生家里去。
我先给沈府打了一个电话。接听的是个女人，估计是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我说明了原委，并约定了时间。之后，如约而至。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骑着自行车，找到了崇文门新侨饭店旁边的一座宿舍楼，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职工宿舍，楼里的住房大小不等，好坏参差。沈先生的家，就在这座大楼的一个面积很小、采光很差的单元里。
我轻轻地敲了敲门。开门的女士有5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身材窈窕，衣着朴素，但是掩饰不住高雅的气质；虽然第一次见面，我却能够肯定，这位就是张兆和女士。我说明了来意，她很客气地请我进门，径直进了沈先生的小屋，随后，就退了出去。
这间房子很小，是沈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厅。虽然我早就读过《边城》，但是与它的作者见面，这是第一次。沈先生坐在一把椅子里。他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态度极其平和安详。他说话有着浓重的湘西口音。我的听力不算坏，做学生时，就遇见过南腔北调的诸位老师，但听沈先生讲话，必须侧着耳朵细听才能听懂。
我把那盒巧克力双手呈递给他，他说让林非代替谢谢陈若曦女士。
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告诉他是教书的。他问我在什么学校教书，教什么功课，我都逐一禀告。当他知道我是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并且在课堂上也讲授他的作品时，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话：“你不要在课堂上讲我的作品。”
有多少作家希望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作品啊。先生的态度竟截然相反。我惊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他说：“它们都已经过时了。我写的是过去的事情。”
一位著名的大作家，说自己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我可是生平第一次碰到。我说：“沈先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怎么能不讲呢？我是每年都要讲的。”
他看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转变了话题。
这时，窗外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我觉得很吵，这才发现，原来沈先生书房的窗户正对着马路，窗下车水马龙。刚刚走进沈先生府上的时候，因为太专注于观察沈先生本人了，没有注意到噪音。随着谈话的深入，心情渐渐平静了，噪音就顺势钻进了耳朵。我想，我这种年纪都受不了如此吵闹，沈先生已届老龄，不是更难以忍受吗？
我忍不住问：“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工作呢？”
他平淡地回答道：“已经很不错了，有房子住。”
我向沈先生说起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中国现代文学热潮。说起了在“文革”期间长大的孩子，从来不知道本世纪中国还曾经有过那么多优秀的作家，那么多好的作品。还说起了现在的青年人，正满怀着热情，读他们的作品。
谈到这里，他就向我介绍了一位研究自己作品的青年学者，说这位学者是他的同乡，刚刚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已经分配回了湖南老家，在一所大学任教。大概因为沈先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总是被当时的主流舆论反复批判的缘故，他变得非常敏感，甚至有点多疑。他说出了一句让我很难理解的话：“因为那个年轻人研究我，所以不能留母校，只能回湖南。”
他沉默了片刻，皱了皱眉头，说：“我不是黑色文艺吗？”
这番对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不会有人再重复那种调子了，也不会有人在认同那种说法了；但是大概此事对沈先生的伤害太深，在他的心中总是留有阴影。我很想安慰这位老人，又找不到特别好的词汇。
因为沈先生的湘西方言太重，我当时没有听清楚那位青年学者的名字。巧的是，两年以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系列里，我是《冰心传》的作者，而《沈从文传》一书的作者凌宇先生就是沈先生谈话提到的年轻人，虽然我们至今都没有见过面，但从作品看，他很有才华。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沈先生寄给我的一封信。里边是他亲笔题写的一幅墨宝———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他在落款中注明：“拟枝山书”，沈先生的笔法是仿明代书法家祝枝山的。为什么沈先生会对祝枝山的书法情有独钟呢？我想，大概因为祝是苏州人，而沈先生也在苏州住了很久，他与夫人就在苏州相遇，对苏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他自谦地注明：“沈从文习字时年七十九岁”，下面有一个非常雅致的朱红印章。这张墨宝我至今郑重地珍藏着，也珍藏着一段沧桑的记忆。

(2007-01-12  谭文涛摘自《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