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 湖北崇阳73例艾滋 八成在外打工者被感染

　　[突破] 艾滋病疫苗取得突破 让人体感染风险降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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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昨天在上海发布《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这是定期更新的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首次在中国发布。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到今年年底，估计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达74万人。

　　有报道称，泰国预防艾滋病疫苗已取得重大突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昨天在沪表示，“泰国疫苗是一个有前景的实验。我们第一次有这方面的疫苗，能够对人体有作用。而且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疗效在30%左右。” 不过米歇尔·西迪贝也表示，艾滋病疫苗可能不会像甲流疫苗那样很快普及。米歇尔·西迪贝指出，还没到把这个疫苗商业化推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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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累计报告艾滋感染者和病人近32万例

　　另据东方早报报道　截至2009年10月31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 例；报告死亡49845例。

　　在2009年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在沪发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公布了全球和区域最新艾滋病疫情估计以及疫情的流行趋势，这是定期更新的全球疫情报告首次在中国发布。

　　数据显示，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而在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近32万例。

　　今年我国新感染4.8万人

　　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31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 例；报告死亡49845例。

　　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2009年艾滋病疫情的联合评估结果显示，截至今年年底，估计中国目前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56万至92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为10.5万人（9.7万至11.2万人）；估计今年当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4.8万人（4.1万至5.5万人）。

　男男性接触传播占32%

　　在我国，以前艾滋病传播主要通过注射吸毒，现在性接触已经成为主要传播途径，同时，同性间性接触传播所占比例也必须引起重视。新的数据表明，去年32%的新感染者是男男性行为者，40%是来自于异性的性行为，这就表明通过性行为的传染占了70%以上。在我国，60%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提供性服务时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来自重庆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超过一成的男男性行为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感，达到12.5%。

　　另外，联合国报告显示，在我国，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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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11月25日消息：2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表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

　　陈竺是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和《2010年艾滋病防治前景展望》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以上信息的。他同时透露，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例，报告死亡病例49845例。

　　根据《2009年艾滋病流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最新数据，至今，全球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2008年，全球大约有334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70万新发感染者，200万人死于艾滋病。

　　《报告》还显示，尽管亚洲的艾滋病流行长期集中在一些特定人群，即性工作者及其嫖客，男男性行为者和注射吸毒者。但流行正在通过高危行为人群与其性伴侣之间的传播，逐渐扩展到低危人群。而在中国，以前艾滋病传播主要通过注射吸毒，现在性接触已经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同时，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目前我国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这是一个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信号”，他说。

　　同日，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在中国抗艾滋病媒体联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有关部门在中国61个城市对同性恋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有4.8％的同性恋者患有艾滋病，其中最高的一个城市高达18％。由于中国的同性恋者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这个数据可能还比较保守。他认为，这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

　　郝阳透露，有关部门会成立特别工作组，动员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的重视。他强调，防治艾滋病更需要同性恋人群自己帮助自己。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卫生部有关部门也在借用一些同性恋人群的组织，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宣传，“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今后会扩展开来”。

　陈竺表示，现在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逐年增加。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从2003年的3.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0.08亿元，中央补助地方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2009年增加到9.89亿元。并将部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和基本药品目录。

　　根据《报告》的最新数据，2008年，全球估计有156亿美元用于艾滋病的防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计，2010年全球艾滋病防治大约需要250亿美元。

　　记者在《报告》中看到，在中国，不到三分之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了诊断。陈竺表示，卫生部已经决定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希望在母婴传播阻断上取得进步，争取在重点地区提高阻断率。同时，卫生部已经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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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北京科技报报道　“文化相对比较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成为最易受到艾滋病威胁的人群。”

　　“HIV检查呈现阳性”，去年春节，刚刚从广东打工回乡的湖北崇阳县农民工田建华在县疾控中心看到自己的检查结果时几乎瘫倒在地，“我得艾滋病了”田建华不停地念叨着。

　　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田建华始终在镇上一家单位做清洁工，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连自己唯一的女儿也躲着不见。她告诉记者，她现在已经接受了现实，每月都定期到当地的疾控中心领取控制艾滋病的药物，虽然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但她还是非常后悔当时的“一念之差”。

　　田建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常年在外跑运输使家里小有积蓄，女儿读书很用功，是村里的孩子中成绩最好的。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丈夫经常在外“找小姐”。得知这个消息的田建华选择了和丈夫离婚，并远走广州外出打工。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田建华最初在广州，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一次她与一名湖南籍的包工头发生了性关系，“事后我很后悔，但有一种报复丈夫的快感。”田建华说，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时常发热、咳嗽，去医院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于是回乡休养，没想到在疾控中心验血时，被查出自己已经患上艾滋病。

　　崇阳县是湖北省对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地区，由于南方一些企业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减少了用工人数，崇阳县返乡的人也多了。发现这些农民工中出现了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在人群当中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身体检查。

　调查结果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震惊了。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新增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外出打工人员在外感染后带回的输入性疫情不容忽视。”湖北省健康教育所艾滋病健教部主任徐静东告诉《北京科技报》，崇阳的这种现象在湖北省其他部分地区也存在。南方某省的疾控部门曾对37829名“外来妇女”进行过艾滋病检测，结果显示，共检出HIV感染者244人，占当年该省报告HIV总感染者数量的23%。

　　面对这样的现状，11月7日，一场“农民工艾滋病报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康迈研究员告诉《北京科技报》，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以前主要以吸毒为主，后来逐渐变成吸毒和性传播。现在，从疫情评估数据来看，性传播已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相对比较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成为最易受到艾滋病威胁的人群。

　　2007年，绍兴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文卫曾做过一份《外来民工性调查》，报告显示，在800名被调查对象中有15%的民工曾找过“小姐”。

　　“其实这与农民工的实际生活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刘康迈解释说，流动人口大部分处于性活跃期，远离配偶，思想观念现在也越来越开放。而在流动人口中，有80%是农民工。

　　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说，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共同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在艾滋病流行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对4000多名分布在多个行业的农民工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平均3年转换一个打工城市，3年转换一个打工行业，1.8年转换一个打工单位。农民工艰苦的生存环境及其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都使这一群体面临艾滋病严重威胁时异常脆弱。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的张小平今年28岁，来自四川，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带着妻子到北京打工已经四年了。

　　张小平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建筑公司有上千名外地农民工，几乎全来自农村，大多只读完初中。在他们当中，有一大半成了家，可打工生活让这些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甚至过年过节都不见得能见上一面。平时想对方了，也只能通通电话。像他这样把妻子带在身边的只是少数。而工友中另外一小半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年龄大多在二十出头，精力旺盛，他们大多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听说过别人找小姐呢？当记者把这个敏感问题抛给张小平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听说过，一些工友还经常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议论这些，有时候我也见他们去小录像厅看内容不健康的影片。听他们说，要是找‘小姐’大约30到50块钱一次吧。”但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知道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时，张小平说，“说实话，我结婚了，对艾滋病只是听说过，谈不上多了解，我想其他工友跟我差不多。”

　　在张小平的头脑里，艾滋病是一种特别难治的性病，只要“出去不乱搞男女关系”，一般是不会得这种病的。至于这种病的病症及如何有效预防，所知甚少。

　　“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对防治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是非常低的，他们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也就是不使用安全套的比率较高。”刘康迈说，近9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会被感染艾滋病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70%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

　　徐静东也告诉记者，去年元旦过后，崇阳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曾上门到返乡的农民工家中采集血液检查，但很多人都非常不配合。“艾滋病是城里人得的富贵病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很多农民工的想法。“我们到刘某家时，看到她在打麻将。工作人员要求她到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查，刘某却称‘打麻将输了，正在捞本’，不配合检查。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自己掏了50元，才采到血样。非常不幸的是，刘某的检查结果为阳性，不久之后就死了。”徐静东说，崇阳县近6万人在外打工。在他们调查的15000多人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不足一半，多数受访者表示，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

“我们说农民工群体是艾滋病的重点人群，并不是对他们的社会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了解少，自我保护措施少。一旦他们感染上艾滋病，又回到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老家，艾滋病病毒就会传播给家人。偏僻的农村是我们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刘康迈说，农民工的流动使艾滋病成为从城镇向农村传播，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桥梁，这也正是相关部门和学者最担心出现的局面。现代医学发现，比起乙肝等病毒，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速度并不是很快，即使和HIV呈阳性的人发生不戴安全套的性关系，其被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只有1‰。因此，如果我国控制住HIV呈阳性的人群，就可以从源头上对艾滋病病毒进行遏制。

　　刘康迈指出，目前来看，农民工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当中非常主要的对象。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在流动人口中的宣传防治工作都是艾滋病预防控制中不容忽视的环节。因此，在全世界艾滋病流行比较严重的今天，关注农民工中的艾滋病流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据悉，在国外，流动人口也是艾滋病传播的重点人群，菲律宾报道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28％是在其他国家工作后回国的。在孟加拉，41％的艾滋病感染者曾经是流动劳工。南非的相关调查也显示，经常跑远途运输的卡车司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已经达到56％，要高于全国成年人的感染率。

　　“全国各级疾控部门加强在农民工中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至关重要。”刘康迈说，目前，由北京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红丝带行动”在世界艾滋病日前都会走进北京各大工地，与建筑施工方开展对农民工防治艾滋病的教育。

　　“我们发现，现在发放宣传资料和避孕套的时候，农民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一开始的羞涩不敢看，变成了认真学习，这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有很大帮助。”红丝带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北京科技报》，据不完全统计，2006~2008年，有关部委在本系统中成立的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领导机构已经达到6071个，向农民工发放艾滋病宣传材料2.6亿册，安全套1亿多只。

　　刘康迈认为，除了普及艾滋病防治的科学知识外，在同一个工地打工的夫妻，施工单位应该分配给他们“夫妻房”。

　　“国内还没有做过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调查，虽然美国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下一步就准备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对HIV呈阳性的人群进行监控。这样可以发现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为防治工作起到关键作用。”景军教授说。

　　中国艾滋病控制预防中心政策信息室研究员王若涛教授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建立一个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流出地加强对农民工配偶的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人员流动过程中，在铁路、公路、水运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站，为他们提供买票和其他服务的同时引入一些艾滋病防治信息。在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地，可以以行业为特征，建立维权会，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和保障，使他们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可以利用农民工群体的特点来指定防治艾滋病宣传的政策。”景军教授说。专家发现，农民工群体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同族性、同乡性。结合这些特点，宣传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另外，刘康迈还强调，在农民工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政府应该调整相关政策。因为很多农民工还没有纳入全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还被排斥在医疗保障体系之外，一旦他们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我国政府对艾滋病病人实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也无法实施。

　　“现在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要求只能在患者所在地领取药物，接受治疗，但是流动在外的农民工则不能享受。”刘康迈说。

　　据悉，在北京市的努力下，国家已经调整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后只要在北京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就不再需要回到原籍进行免费治疗，可以通过申请在北京免费领取药物和接受治疗。

　　“但是，这些做得还不够，与农民工健康有关的问题应有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刘康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