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最后一课》
您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曾经提到小时候听父亲讲《最后一课》,这个故事给幼年的您带来了很多震撼。
陆:对。实际上这是因为小时候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沿革不了解,而且这部小说当时在全球各国都很风行,在中国也很风行,就像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一样。我没做过详细的考证,第一位翻译《最后一课》的好像是胡适。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最后一课》大约是1944或1945年,他先讲拉封丹的寓言,然后他提到还有位作家也蛮有意思的,相当于“拉封丹+我”,这就是爱写小人物的都德,接着讲了《最后一课》。这种震撼一直维持到后来上大学,我记得是中文系的刘国梁先生来上汉语课,每次都要写作文,我就写了小时候读《最后一课》的感想,因为是爱国小说嘛,里面还有“法兰西万岁”这样的文字。最奇怪的是,到了上世纪“文革”中批判我,有人写批判稿,说我这个人一进大学就狂呼“法兰西万岁”。1957年写的作文到了1970年还会被挖出来,可见档案工作之缜密,那索隐求疵的本领实在出色。《最后一课》从此对我有了双重震撼。
这次重译都德的小说,跟小时候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陆:《最后一课》这一篇是我父亲译的,但是我在整理全部译稿时又重新看了一遍。现在读起来当然和以前感觉不一样,现在我们了解了历史背景,知道阿尔萨斯、洛林以前是独立国家,到十七世纪被法国占领,占领以后强令学法文,尽管当地70%居民是说德语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被迫将之割让给德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归入法国领土;二战初它被纳粹德国占领,二战结束后又被法国收回。我查了一下,后来法国人实行的政策要比当年普鲁士人苛严得多。1945年以后戴高乐要把说德语的全都赶出去,连路名都要改成法文的。现在情况要好一些,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什么语言都可以讲,体现出整个世界在沟通,在互相包容、互相丰富,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过我个人感觉中,法国和德国好像还在争,凡是默克尔对中国好一些的时候,萨科奇就不好;凡是默克尔对中国不太好的时候,萨科奇就示好,挺好玩的。
本来欧洲地方就不大,以前王室都是通婚的,就像南京的嫁到上海,干吗互相还要打个死去活来?普法战争的起因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意见不一。俾斯麦也很坏,本来威廉一世回答法方的国书是蛮客气的,答应和法国进行谈判,但是俾斯麦偷改了些措辞,结果激怒了法国人,导致拿破仑三世对德宣战。法国人是非常容易激动的,有点“一触即跳”的味道。从这次奥运火炬问题也能看出来,其实中国人要是多读点莫泊桑啊、都德他们怎么描写巴黎人的,就会比较了解他们的性格,巴黎人就是那样的,喜欢激动,动不动罢工、罢课,早年么,还要掘马路、筑街垒,不相干的店铺主忙着下排门,扎堆议国是,老板娘们也喜欢“轧闹猛”。
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描写的说法语的阿尔萨斯人其实是小众,但为什么这篇小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陆:因为他的小说的受众并不局限在阿尔萨斯、洛林,而是整个法国民众。这个民族对荣誉非常看重,有时甚至有些畸态。为什么那儿政权交替这么频繁,一会儿共和,一会儿出个袁世凯式的人物恢复帝制(很不像英国),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不起一点点失败或挫折,一失败马上就要换政府,都德捕捉到了法国人对于荣誉极为敏感的心理。
都德的小说
都德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
陆:都德觉得既有出卖法国利益的内奸,又有暴民。要是他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汉奸也骂,“拳民”也骂;汉奸就是跟着普鲁士人走的那种,“拳民”就是胡来的老百姓。巴黎公社起义后,他自己就吓得躲出去了,他哥哥继续留在巴黎,在报纸上发表连载文章,批判巴黎公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星期一的故事》里面有一篇《拉雪兹神甫公墓之役》,这篇就写得很明白,公社战士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早上来点个卯,然后去找酒喝等等,到了黄昏领饷的时候又都来了。但是都德对凡尔赛方面、对镇压公社的矮子梯也尔本人的态度也是辛辣批判的。总之他的反战态度很明确。他反对战争本身,同情小人物,同情小孩、老人和动物,对巴黎人的特性有比较深入的剖析。
您在翻译过程中最喜欢的是哪几篇?
陆:《布吉维尔的钟》是我翻译得非常满意而且开心的一篇。布吉维尔的钟是法国人造的一口华而不实、毫无价值的钟。普鲁士人把它作为战利品拿回慕尼黑去了,结果慕尼黑的民族性全被它改变了。本来德国人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自从有了这架该死的钟以后,博物馆长的家人不再做礼拜,不再啃书本,最终馆长携公家名画潜逃,简直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本来家里的女眷很守时,上教堂、做女红,有了这架钟以后,就全被败坏了。这一篇很幽默。
还有一篇我比较喜欢的是《小山鹑的告白》,是从一只小鸟的目光看人间世,讲述凶恶的猎人如何不放过自己。这从今天的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也挺有意思的。以前大家都觉得《最后一课》是个爱国故事集,其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包括都德写他在阿尔及尔和科西嘉的观感,那是作家得了花柳病以后疗养去的。当时花柳病是文坛的通病,所以有“literarysyphilitics”这种说法。他得了这种病以后十分痛苦,到最后几年都没法躺平,他自己的“最后一课”其实是性病的痛苦。都德的儿子写过他的传记,说他在进餐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就赶紧叫医生,医生来的时候他已经没呼吸了,当时的人工呼吸跟现在不一样,是把舌头拉出来,拉一两个小时,结果没奏效,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今天的读者读都德的小说,您觉得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陆:《星期一的故事》的确挺有意思的,里面有描写突尼斯的海滩景色,也有抨击教会,写圣诞夜的弥撒怎么做。原来那些做弥撒的人早就心不在焉了,因为之后有圣诞大餐,他们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美酒佳肴,然后就胡乱把弥撒文快快念完。虽然都德小说的题材很丰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地方也比较狭隘(比如片面夸大的爱国主义),毕竟是一八七几年的作品;当时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出了英文版、法文版,他肯定前半段对普鲁士人来说是正义战争(因为是拿破仑三世先挑起的),又警告那些“爱国者”不要让后半段变了性质,别让法国人割让领土,割让领土以后会后患无穷。马克思当时实际上已经在对“爱国主义”这个提法做出精深的分析了,同时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互读,不要误读。
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如何理解爱国主义,如何摆正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政党直至个人等各种元素的位置,老祖宗的教诲应当使我们看问题有个比较正确的出发点。说到国际误读,我想我们中国人不能要求西方媒体像我们的媒体一样,而西方媒体不能要求中国政府像西方政府一样吧。有时候误读的关键就出现在这里。如果说都德在1873年误读普法战争、误读阿尔萨斯人的语言问题尚且情有可原,我们今天遇事就误读便有些说不过去了。不过也难说,毕竟人总还是人嘛。
都德在当时法国文学界的地位如何?
陆:地位不是太高,但还是有些地位的。他跟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龚古尔兄弟都有来往,他曾经做过拿破仑的宠臣莫内公爵的秘书,写的剧本也曾经被皇后看中,花柳病就是那时候在宫廷里染上的。他的独幕剧写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后来觉得自己的才华还是在小说方面。他算是很多产,当然文学成就比上不如福楼拜,但我觉得他还是写了不少好东西的,比如写法国南方,写塔拉斯孔,写普鲁旺斯,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都不如他,因为他是南方人,南方人喜欢吹牛,就像他笔下的达达令,但也不无可爱之处,看着不觉得讨厌。所以从文学地位上,他是法国自然主义流派里的二流人物,但从写南方的风光、人物的性格方面来说,他还是高手。而且他把南方的古老不变和巴黎的日新月异、光怪陆离并置起来,这点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做到。他也写到阿尔及利亚、科西嘉等海外风物,从当时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短篇小说《雅克》曾经令乔治·桑落泪,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雅克》写的是一个私生子的故事,非常感人。在《逃难》这篇里,母亲带儿子逃难到巴黎,在贫民窟里安家,但这个孩子一直在怀念乡野的自由生活,晚上在巴黎街头透风的时候,他唯一的开心时刻就是看马,马让他觉得又靠近了乡村生活。这跟我刚刚从余姚到上海的感受差不多,所以特有共鸣。都德有时候也会创新,比如蓝胡子的故事,他说是因为蓝胡子的妻子不忠,要给蓝胡子翻案,跟现在的“恶搞”差不多吧。
我父亲翻译《星期一的故事》时最喜欢的是《忆阿尔萨斯》,这是一篇完全写景的文章,而都德用词是很讲究的,属于“光色派”,我父亲用的是法文本,所以大概特别能体会原文的妙处。都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家,不是那种像做科学实验、用显微镜观察的风格,他的文字还是很生动的。
阅读与翻译
您平时的翻译习惯是怎样的?
陆:我翻译《星期一的故事》的时候很投入,因为想尽早完成。我翻译了三十篇,还校对了父亲翻译的十篇,一共花了一个多月。翻得来劲时可以译到晚上十一二点,每天几千字没什么问题。我一般翻译的时候不太休息,喜欢一气呵成。每次翻译,即英文所谓的sitting,往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疙疙瘩瘩,用词总不满意,但进入轨道以后就顺了,顺了之后千万不要停,直到非停不可的时候。
您对外国文学的业余爱好者有什么阅读建议?
陆:我觉得现在外国小说出得不少,但是没人看。我建议还是从中学开始强调外国文学,过了这可塑年龄,要让一个人喜爱外国文学就比较难了。比如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莫泊桑一些短篇都可以放进课本,都德的《最后一课》现在看来不太符合事实,那么可以用他的《柏林之围》;但重要的是在中学阶段启发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最好每个班能培养出个位数的痴迷者。现在有多媒体,讲《天方夜谭》,不妨鼓励学生课外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交响曲;读《日瓦戈医生》,配上电影。还是从经典开始。不要一下子跳到后现代,这样断层太大。时下的作品,比如多丽丝·莱辛的那种,也可以看。在课本之外的阅读范围可以大一些。我中学时在一家小书摊租书看,每个月花两块钱,每天都可以换新书,《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那个时候读的。总之,文学兴趣的培养一定要从小开始,而学习文学也一定要注重外国文学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