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接见空政文工团演员
1947年，刘亚楼与夫人翟云英在哈尔滨
空政文工团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直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
刘亚楼学会了跳舞
开国上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中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还带头唱歌演戏，屡屡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刘亚楼又学会了跳舞。当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到比利时参加女皇加冕典礼，女皇出于礼节为他组织了一场舞会，还亲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罗希洛夫不会跳舞，非常失礼，也破坏了气氛。
回国后，元帅就要求每个军官必须学会跳舞，作为一个科目来训练。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正赶上跳舞热，他一学就会，而且跳得很好。
空军组建不久，即在长春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力求尽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500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刘亚楼提了改进意见，总体给影片以高度评价。他对导演王冰和扮演片中飞行师长的演员王润身说：你们的戏很好，希望今后多下工夫。
这种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指示空政文工团也要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
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叫来，一见面就说：“我告诉你牛畅，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到时我要来看你们的演出。”
刘亚楼军令已下，牛畅深知就是困难再大也要完成这个命令。回到团里，他立即牵头组成一个八人创作组，去执行这个特别的命令。
司令员级的导演
根据刘亚楼的设想，牛畅提议作品的基本结构是把秋收起义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期中，流传较广、代表性强、富有时代气息的革命歌曲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连起来。之后，近300名演职员投入了异常紧张的排练。刘亚楼专门为此号召在空军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贡献历史歌曲，他自己也凭回忆告诉文工团《拥护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等近10首历史歌曲。
刘亚楼还邀请军内外的一些老同志来指导这台节目的排练。谭政大将夫人王常德来团示范表演了红军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边唱边跳，热情传授。红军老文艺工作者、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来团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最后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并排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对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地揣摩，发现问题马上告诉导演。有时还特意走到乐池或礼堂后排，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这在全军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精心苦练，节目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牛畅带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两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苦菜花》的问世
冯德英是一位深受刘亚楼关心的作家。50年代前期，冯德英还是空军某部队的一名机要员，他利用安静的环境和工作之暇，悄悄写起小说来。1955年胡风事件后，部队奉命进行“保密大检查”，尤其要查阅每个人的书信、笔记、文稿之类，冯德英“秘不示人”的小说因此而“曝光”。
事情反映到空军高层，刘亚楼特地让文化部门审读一遍，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决定把冯德英抽出来专心修改。这部名为《苦菜花》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冯德英成了作家，被调到空政文化部当创作员。但空军直属机关对冯德英只按一般干部对待，让他住集体宿舍。刘亚楼知道后，把管理人员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管理人员辩解说，冯德英军龄不长，级别不高，按规定只能如此。刘亚楼问：“空军几十万人，能写长篇小说的有几个？”他责令立即给冯德英安排一个安静的住处，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冯德英改善条件后，又接连写出了《迎春花》、《香菊花》等长篇小说，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与刘亚楼的关系。
“你得向‘江姐’敬酒”
划时代的歌剧《江姐》，也是刘亚楼亲自指导抓的轰动全国的优秀作品。
《江姐》是空军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单独编成歌剧的。1962年，刘亚楼一口气看完阎肃的初稿，连声叫好，提出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
在刘亚楼的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亚楼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
阎肃写了数稿，都未被通过，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苦思冥想之后，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
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听完，刘亚楼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曲作者先后谱了8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20多次才最终定稿。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四天晚，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己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到，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很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作者阎肃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阎肃，也叮嘱剧组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剧组演职人员都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毛泽东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
刘亚楼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抱病参加了11月19日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他仍要不时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词。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着疼痛的肝部，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钟兆云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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