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常务副主编彭长城
《读者》编辑部一角
兰州是个出牛肉拉面、出白兰瓜、出《读者》杂志的地方。水土的滋润与后天的勃发,成就了每一强盛事物,奇妙的是,它们又能滋润四方,勃发新的强盛。其实任何大竞争后面,都藏有大人性。
那年我从故乡来到深圳,受心灵的指引,改行寻找生活的新坐标。先住在落脚单位的办公室,人地生疏,每晚守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无人可拨。
那天黄昏,电话铃响了,声音浑厚磁性,是彭长城兄,我喜出望外。多年前我因文章认识《读者文摘》,又因《读者文摘》认识了彭长城。我们同是大学77级,同在西北,同爱文字,渐成挚友。
我拉他去一家大排档吃海鲜,桌子摆在屋檐下,南方细雨微落。碰杯,叙旧,聊新,碰杯,说到高兴处,手就拍了下去,震得碟子里的虾跳起来又落下。还是热血情怀,还是忧愤青年。人生酣畅处,原来只需几碟小菜半瓶酒,经年老友一片心罢了。
碰杯时他道:原本有几个大公司的熟人约他吃饭,他回绝了,他说时间紧,只想过来看看正漂泊不定的小兄弟。冲着这句话我们一饮而尽。我心里说,哥们儿,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彭长城有两个外部特征:一眼就能看到的渐亮的头顶和交谈一会儿就能听到的分贝很高的爽朗笑声。据说头发和智慧成反比,而笑声和心地正相关。有一次我听到他为疏朗的头发自嘲,而后就是一阵明朗的笑声,简单快乐。可也有朋友称,那笑声有时也是武器。在他负责杂志经营时,每遇难题或分歧时,他也会朗声一笑,气氛转暖。笑让对方解除了戒备。
经营过程中的含辛茹苦并非大笑声所能抹去。可说到底生活中的人,拼的还是生活态度。
在90年代初曾有人建议他在市场化的大趋势中介入广告经营,对企业对杂志对社会都是一步赢棋,他先是犹疑,觉得应该保持杂志的一份纯净;而后他观念变了,又为能不能拉来广告担心:当时已是400万的发行量,每一个彩页的印刷成本已不菲,谁能投得起这么高的广告费。在他犹豫中我说:那就坚守中国独一份不做广告的品牌吧。他眼睛一瞪:怎么就兴你们南边市场经济,只让我们守着西北的精神生活?我们笑起来。
未料到没过多久,广告就登陆《读者》了,且多是些有品位的大客户。据说当时持异议的读者也不少,可随着彭长城有声有色的开拓,广告得到了出钱的、制作的、阅读的方方面面的认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组全年封底的杜邦公司的形象广告,著名科学家的黑白照片,大气、温和又深沉,和谐地成为《读者》的一部分。《读者》也愈见现实和现代。可见,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自有强盛的血液。
《读者》的公益活动也挟刊物品牌之力,风风火火影响全国,最出彩的是“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活动,以“黄河像条巨龙,巨龙没有鳞,容易受伤;黄河没有林,非常悲伤”为召唤,当年即有10多万人捐款250多万元,建成一万多亩护佑黄河的“读者林”,使《读者》和读者延伸出文字外的关爱。
互联网时代里,很多东西变得虚拟虚无,或是五光十色弱了本色。可终究快捷的手段、赢取的方式无法替换人的生存内容、价值取向,正像季节变换而土地总在那里。
除了彭长城,我还与《读者》编辑部的许多人熟悉,郑元绪、刘英坤、胡亚权、高海军、李一朗、袁怀勤等,他们各有性格又有一种共通的气场,不论他们是在《读者》或各奔东西,总是能够在平实中显现高贵,在喧嚷里保持宁静。像是西部的山、西部的河,耐看耐用。所谓江山,说到底是那些固守的石头和灵动的波浪。
还有一个巧合是我自从来办《凤凰周刊》后,较早来加盟的一位同事师永刚原是《读者》编辑部熟识的朋友,并撰写了畅销中国的《读者时代》。正又应了《读者》登过的一句话:心存崇高的人,就像并列而不相连的大树,它们在高处和深处相逢。
我一直以为《读者》是一本有生命的书,聚合着许多美好的气息。如果把她拟人化,有时飘逸清秀像个白裙少女,有时睿智深刻像个叼烟斗的老船长,有时单纯质朴像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有时又气血方刚,就是个俊朗勇敢的后生。她已不只是十多个人的编排,而成为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营造。因为《读者》里面的故事和外面的故事,因为编辑《读者》的人和传阅的人,打造了平民的传奇,朴素的高贵。《读者》的量和质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说源头的一块石头就能改变一条河百里外的流向,那么叫做“读者”的一块镇山石早已决定了未来大河的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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