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和《读者》的缘分，首先，我是她的读者。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叶，那时我还在读书，有一天到邮局看邮票，无意中看到旁边的一本杂志，叫《读者选刊》（这是《读者》本来的名字）。封面非常特别，是油画，好像是取材于什么神话故事的一幅名画，色彩浓重，人物动作充满紧张感，向卖杂志的人要来一看，顿时“惊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杂志，把人家的许多好文章都选到一起！我马上买了一本。

　　第二年，我就订了全年的《读者选刊》。当时的价格是每本9毛8，没有给我有限的零用钱小金库带来什么压力。这个平民化的价格他们坚持了许多年。

　　然后就是我和《读者》的第二层关系了：我是她的作者。1992年，我研究生毕业不久，到日本留学。后来我开始写散文，那就是在《作家报》上的专栏“人在东京”。其中有一篇叫《关于赞美》，是写自己在日本如何对付各种“赞美”的。妈妈看了，就悄悄地推荐给了《读者》。于是，1993年11期《读者》上第一次出现了我的名字（题目改为《接受日本人的赞美》）。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妈妈的偏爱。但是妈妈坚持说并非如此，而是看了觉得它就是《读者》需要的文章。

　　此后，我的文章一再出现在《读者》上，《酱油、汉字、大上海》、《人生如品茶》、《曾经以为不会忘记》……这样，我对《读者》就有了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感。天长日久，我对这本刊物有了另一层好感：他们是国内对知识产权最早有认识，并且身体力行做得最好的——不仅早就实行一稿三酬（作者、推荐者和原发刊物分别付酬），后来更是每次都有专函征求同意使用，从不先斩后奏，或者斩了不奏。这样的知法守法，诚信自律，实在值得许多报刊、出版社好好学习。

　　最让我见识到《读者》的影响力的，是1999年在北京。两个北京的朋友邀我同游潭柘寺，在出租车上，他们说新的一期《读者》上将我的散文选作了卷首语，并且卷首语往往选外国作家的作品，这次格外难得。正在这时，出租车司机突然插话：“你写的叫《真水无香》吧？”我们大吃一惊，问他怎么知道？他从旁边的座位上拿起一本《读者》，“这不，我刚看完！”

　　最近几年，我的主要兴趣和方向转向了小说，而且越写越被小说“魔住”了，散文就写得少了。而《读者》是不选载小说的，这样一来，和《读者》的关系就疏远一些了。

　　一个多月前，意外地收到《读者》的一份特快专递。打开一看，是一份作品使用协议书。这份协议书真是气派！不是通常的一张薄纸，首先有一个印着飞天图案的、精美挺括的封套，里面有一封信，一式两份的协议书，也都是厚而挺的铜版纸，内文除了作者的名字，都是印刷的。这么富有形式感的印刷品，首先就让我有了好感。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凡作者公开发表的作品，均许可《读者》刊登；《读者》将为此支付比平常高的稿酬。

　　我仔细看了，然后毫不犹豫地签上了我的名字。虽然并不着急，也用特快专递将协议书平平整整地寄了回去。这样做，不是因为那优厚的稿费，甚至也不是因为它那每月发行500多万份的巨大影响力，而是为了多年之前的知遇之恩，为了长久以来的故人之情，更为了——还信任以信任，还尊重以尊重。后来我从最新的《读者》上知道，这次签约的作家大约是100人，领衔的有冯骥才、沙叶新等鼎鼎大名的作家，更让我感到荣幸。

　　一个月之后，我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邮政小纸箱，打开一看，是一个水晶工艺品，底部刻着“《读者》杂志与作家作品使用签约纪念”，透过水晶的圆柱体，可以看见一个飞天图案，那是敦煌的反弹琵琶飞天。舞姿翩然，衣带飘飞，宛若一个千年不破的梦境。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件别致的礼物。看着飞天，我想起《读者》是地处偏远的甘肃的一本杂志；我也突然想起，我和《读者》的任何一个编辑都没有过私人的联系，更不要说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